哲學大師Michael Sandel在哈佛開的通識課：”Justice: What's the right thing to do?” 一直都是全校最多人選修的一門課。很難想像一門討論正義、平等之類道德原則的課會這麼受到歡迎。隨著網路時代到來，我們這些沒機會上哈佛的人終於有機會透 過開放式課程一窺其魅力。
結果發現，Sandel除了上課有趣之外，最觸動人心的恐怕是那些看似抽象的道德哲學問題，事實上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。
例如說第一集 (堂課) 裡面的Trolley Car Problem, 就是哲學中經典的論功利主義方法。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kBdfcR-8hEY
他的故事是這樣的：「你是一個軌道車的司機，你的煞車壞掉了，車子正快速地行駛，軌道的盡頭有五個工人正在施工，撞上他們會讓五個人都死掉。不過在撞上他們之前，還有一次轉彎的機會(方向盤沒壞)，只是另一條軌道上，也有一個人站在那裡。如果是你，你會轉彎嗎？」
Sandel請台下的學生們用舉手的方式表達意見。大部分的人都選擇了轉彎，原因很簡單：轉彎只有一個人死，同時可以救五個人。接著他又講了另一個故事。
「這次你是一個站在高台上的旁觀者。煞車壞掉的軌道車又來了，上面沒有司機，也沒有辦法轉彎，眼看著要撞到那施工的五名工人。不過這時候你旁邊有個胖子，他身軀龐大，你只要把這個胖子踢下去，就可以阻擋住軌道車。胖子會死，可是那五個工人可以活下來。」
再度投票，但這次選擇踢胖子下去的人卻是少數。
為什麼？剛剛的5>1原則不再適用了嗎？
同樣相近、更誇張的故事是這樣：
「同時送來了六個病人，只有你一個醫生在。五人輕傷、一人重傷。你可以選擇治好那五個人，可是重傷的那個人會死。或是你可以救活那個重傷的人，但五個輕傷的人會因為延誤治療而死，如果你是醫生，你要救誰？」
當然，多數人都選擇救五個人。
「現在有五個分別需要不同器官移植，卻等不到器官的垂死病人躺在病床上。另外來了一個看感冒的病人，而且他睡著了！作為醫生的你有兩個選擇，趁感冒的那個人睡著把他的器官分別摘出來分給五個人(當然他就死了)，或是搖醒他，把他治好，讓另外五個人死去。」
同樣地，幾乎沒有人選擇要摘除無辜者的器官，即使同樣是5>1.
Sandel解釋說，這種道德直覺事實上顯示了我們在作類似的選擇時，並不只是考量純粹的效益與後果。確實在某種情況下，我們使用功利主義的方式來衡量，我們因為5>1而選擇犧牲那一個”1”。
但 當我們對於推那個胖子下去或摘除感冒人器官感到猶豫，決定不這麼作，即使這個行為可以救五個人時，其實顯示了一種categorical(我不會翻)的道 德原則。亦即我們考慮該行為純然的動機，而不是效益。我們認為這就是錯的，”categorically wrong”. 即使是為了拯救五個人，殺掉一個無辜的人也是錯的。
事實上關於死刑的嚇阻議題也呼應了這個道德爭論。假定死刑有嚇阻力，而且大大超越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，也就是不可取代、唯一的刑罰方法。(目前是沒有人能夠證實這件事)，那麼這個議題就可以放到上述的脈絡中討論。
我們基本上接受「人都可能犯錯，法官也是人，法官也可能犯錯」這樣的論點，也就是再怎麼樣精進這個系統，也會有錯誤的可能(當然我不是主張不必改進)。那麼回到上述的故事中，我們要問的是，一個社會是否應該允許用n條因誤判而死的無辜人命，來拯救A條(A>n)人命？
PS1: 不過這個論證不代表我認為嚇阻在邏輯上有說服力，只是要說明即使邏輯上嚇阻可行，道德上也未必應該被接受。
PS2: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會在trolley car problem中選擇不推胖子下去、也不去偷摘感冒人的器官。但是在死刑立場上還是認為應該要接受誤判的可能而保持嚇阻力。我猜也許是因為多數人並不會有 接觸法庭的經驗，所以會認為自己進入那個被誤判場景的可能性太低，但是或多或少都可能遇到壞人，換句話說，是恐懼而不是正義；或者，是認為誤判的可能性極 低，嚇阻的效果極高。殺一人救五人不能被接受，但是殺一人救五千人也許就能被接受。關於這點，我直覺上會認為以台灣司法系統的能力，我們恐怕低估了誤判的 可能。另一方面，在受包青天影響很大的民族記憶下，大概也高估了死刑的嚇阻能力。
結果發現，Sandel除了上課有趣之外，最觸動人心的恐怕是那些看似抽象的道德哲學問題，事實上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。
例如說第一集 (堂課) 裡面的Trolley Car Problem, 就是哲學中經典的論功利主義方法。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kBdfcR-8hEY
他的故事是這樣的：「你是一個軌道車的司機，你的煞車壞掉了，車子正快速地行駛，軌道的盡頭有五個工人正在施工，撞上他們會讓五個人都死掉。不過在撞上他們之前，還有一次轉彎的機會(方向盤沒壞)，只是另一條軌道上，也有一個人站在那裡。如果是你，你會轉彎嗎？」
Sandel請台下的學生們用舉手的方式表達意見。大部分的人都選擇了轉彎，原因很簡單：轉彎只有一個人死，同時可以救五個人。接著他又講了另一個故事。
「這次你是一個站在高台上的旁觀者。煞車壞掉的軌道車又來了，上面沒有司機，也沒有辦法轉彎，眼看著要撞到那施工的五名工人。不過這時候你旁邊有個胖子，他身軀龐大，你只要把這個胖子踢下去，就可以阻擋住軌道車。胖子會死，可是那五個工人可以活下來。」
再度投票，但這次選擇踢胖子下去的人卻是少數。
為什麼？剛剛的5>1原則不再適用了嗎？
同樣相近、更誇張的故事是這樣：
「同時送來了六個病人，只有你一個醫生在。五人輕傷、一人重傷。你可以選擇治好那五個人，可是重傷的那個人會死。或是你可以救活那個重傷的人，但五個輕傷的人會因為延誤治療而死，如果你是醫生，你要救誰？」
當然，多數人都選擇救五個人。
「現在有五個分別需要不同器官移植，卻等不到器官的垂死病人躺在病床上。另外來了一個看感冒的病人，而且他睡著了！作為醫生的你有兩個選擇，趁感冒的那個人睡著把他的器官分別摘出來分給五個人(當然他就死了)，或是搖醒他，把他治好，讓另外五個人死去。」
同樣地，幾乎沒有人選擇要摘除無辜者的器官，即使同樣是5>1.
Sandel解釋說，這種道德直覺事實上顯示了我們在作類似的選擇時，並不只是考量純粹的效益與後果。確實在某種情況下，我們使用功利主義的方式來衡量，我們因為5>1而選擇犧牲那一個”1”。
但 當我們對於推那個胖子下去或摘除感冒人器官感到猶豫，決定不這麼作，即使這個行為可以救五個人時，其實顯示了一種categorical(我不會翻)的道 德原則。亦即我們考慮該行為純然的動機，而不是效益。我們認為這就是錯的，”categorically wrong”. 即使是為了拯救五個人，殺掉一個無辜的人也是錯的。
事實上關於死刑的嚇阻議題也呼應了這個道德爭論。假定死刑有嚇阻力，而且大大超越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，也就是不可取代、唯一的刑罰方法。(目前是沒有人能夠證實這件事)，那麼這個議題就可以放到上述的脈絡中討論。
我們基本上接受「人都可能犯錯，法官也是人，法官也可能犯錯」這樣的論點，也就是再怎麼樣精進這個系統，也會有錯誤的可能(當然我不是主張不必改進)。那麼回到上述的故事中，我們要問的是，一個社會是否應該允許用n條因誤判而死的無辜人命，來拯救A條(A>n)人命？
PS1: 不過這個論證不代表我認為嚇阻在邏輯上有說服力，只是要說明即使邏輯上嚇阻可行，道德上也未必應該被接受。
PS2: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會在trolley car problem中選擇不推胖子下去、也不去偷摘感冒人的器官。但是在死刑立場上還是認為應該要接受誤判的可能而保持嚇阻力。我猜也許是因為多數人並不會有 接觸法庭的經驗，所以會認為自己進入那個被誤判場景的可能性太低，但是或多或少都可能遇到壞人，換句話說，是恐懼而不是正義；或者，是認為誤判的可能性極 低，嚇阻的效果極高。殺一人救五人不能被接受，但是殺一人救五千人也許就能被接受。關於這點，我直覺上會認為以台灣司法系統的能力，我們恐怕低估了誤判的 可能。另一方面，在受包青天影響很大的民族記憶下，大概也高估了死刑的嚇阻能力。
